2005年7月25日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手术室里，已经73岁的华益慰依旧站在手术台旁。那天，他为一名63岁的患者做甲状腺肿物切除术。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临床工作，却成为他亲自完成的最后一台手术。第二天，他住进医院，8天后被确诊为晚期胃癌。一个几十年给别人动手术的外科医生，就这样从医生变成了患者。 华益慰1933年出生于天津，1953年入伍，此后长期从事普通外科临床工作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从医56年，诊治过大量患者，在胃肠、肝胆、甲状腺、乳腺等领域都有较深造诣。退休并没有让他彻底离开手术室，1998年退休后，他仍被返聘为医院专家组成员，每年亲自完成百余例手术。年过七旬还坚持一线工作，是他人生最后阶段最鲜明的特点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行医方式。公开报道提到，他一辈子没有收过红包，也不热衷于给患者开大处方、使用昂贵药物，更不会为了增加医疗费用而安排没有必要的检查。他做手术时甚至尽量不用价格较高的吻合器，而坚持仔细缝合。这样的细节放到今天来看，实际上已经触及现代医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医疗技术不是越多越好，治疗必须和患者真正需要的东西相匹配。 华益慰自己患病以后，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。2005年8月，他接受了全胃切除。手术本身完成了治疗目标，却给身体带来了明显负担。人民网资料记载，他术后出现严重的食管反流和呕吐。过去作为医生，他能够站在手术台旁判断风险；成为患者之后，他亲身感受到大型手术对于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，这种经历也促使他重新思考一些外科治疗方案。 这也是今天理解“不要过度治疗”最关键的一把钥匙。它绝不是“得了癌症就别治”，更不是“医生开的治疗都没有意义”。华益慰本人就是外科医生，而且在确诊以后接受了正规手术治疗。如果把他的经历简单解释成拒绝治疗，反倒背离了事实。真正值得讨论的是：当医学有能力做更多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每一种能够实施的治疗，都值得患者承受。 癌症治疗尤其容易出现这个问题。因为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疾病，同样叫胃癌，早期、局部进展期和晚期患者面对的治疗目标完全不同。患者年龄、身体基础、肿瘤位置、病理类型、分期以及是否存在远处转移，都会影响治疗方案。手术、化疗、放疗、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各有适用范围，不能拿一种治疗方式覆盖所有患者。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区别：延长生命和延长痛苦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。某种治疗如果有较明确的获益，即便存在副作用，也可能值得承担；但如果疾病已经发展到某个阶段，继续增加治疗强度只能带来有限收益，却让患者反复住院、承受明显毒副作用，甚至无法正常进食、活动和休息，那么治疗目标就应该重新评估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医学决策开始更加重视患者实际生活。 华益慰留下的另一件事情，也非常值得今天重新理解。病重之后，他主动提出希望死后进行遗体解剖，希望通过自己的病 例 给医学研究提供资料，并留下自愿捐献遗体的遗嘱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他甚至提出有医学研究价值的组织可以保留，不举行遗体告别，不保留骨灰。 这说明他对医学的理解并不只是“把病治好”。医学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不断从病例中寻找规律，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。华益慰已经成为患者以后，还在考虑自己的病例能不能给后来的医生提供帮助。这种思路放到今天，依旧符合现代医学强调的证据积累和临床研究精神。 再看2026年的中国，癌症防治已经比华益慰去世时更加系统。国家卫生健康委2026年4月发布的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通知，把主题确定为“早防早筛早治 同心携手抗癌”，明确提出推进病因预防、筛查诊治和规范化治疗。国家层面的癌症防治思路越来越强调关口前移，而不是等到患者出现严重症状以后才进入医疗体系。 2026年4月23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肿瘤防治专题新闻发布会，国家癌症中心专家进一步介绍了胃癌高风险人群。胃癌高危因素包括胃癌家族史、幽门螺杆菌感染史、吸烟、重度饮酒、高盐和腌制食品习惯，以及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胃溃疡、胃息肉等基础疾病。针对高风险人群，专家建议根据具体风险接受规范胃镜筛查。 这件事情恰好能够纠正另一个误区。有些人看到“不要过度治疗”，就开始担心检查也会不会变成过度医疗。实际上，规范筛查和无目的地反复检查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对于没有症状的普通人，筛查要看年龄和风险；对于已经存在长期腹部不适、黑便、便血、体重不明原因下降等情况的人，则属于就医问题，而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筛查。2026年的官方科普对此已经作出了明确区分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国家癌症中心专家在2026年4月的发布会上指出，一些肿瘤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并规范治疗，部分早期胃癌、食管癌、乳腺癌和结直肠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%以上。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很直接：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“治疗太积极”，而是把所有癌症都拖到晚期以后，才开始考虑治疗。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，本身就是减少后续治疗强度的重要办法。 换句话说，防止过度治疗的第一道关口，其实不是在手术室，